用800万字撑起的屋檐，记苏马荡的另一种吊脚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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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脚楼晨语：悬在博云的闲话


文/武汉彪哥


苏马荡的吊脚楼，正于时光里缓缓消隐。那些曾经依山傍水而立的木构老屋，如今只剩零零星星的残迹——有的在现代小区的角落勉强留存，有的藏在大山深处，木架晃得几近倾颓。钢筋水泥筑成的楼宇像一片密实的森林，正一点点将这些浸满土家族生活气息的老建筑吞没。


郑国华老师住在博云小区，他家的居所却在这般环境里生出了别致意趣。他住高层一楼，顺着楼基的斜坡，支起几根立柱，撑出一块带遮阳顶的平台，从外头望去，竟颇有几分吊脚楼的神韵。从书房踱出来，在这方“吊脚楼”上喝茶、闲谈、望山，说不出的安逸。


那日清晨，我送妻子到二院打针，中间空出两小时闲暇。在博云食堂吃过早饭，我联系上郑老师，把刚完稿的书稿电子版发给他。他很快回讯：“来我的吊脚楼坐坐，喝茶。”我开车到他家楼下，正好撞见他散步归来，简单打过招呼便去停车。等我跨上台阶，踏上他那方“吊脚楼”平台时，茶炉已经烧得咕嘟作响，不多时，白色磨砂分茶器里便飘出了新泡的普洱茶香。


这地方前几年我来过一次，那时是一伙人酒足饭饱后来认个门，众人七嘴八舌吵吵嚷嚷，我只留了些模糊的印象。这次全然不同，只剩我和郑老师两人，杯里的茶汤澄黄，像兑了水的蜂蜜。远处山林裹着蝉鸣，周遭静得仿佛能听见茶叶在水底舒展的声响。整个人忽然松快下来，顺着节奏慢悠悠闲话，恰好契合大清早半醒半惺忪、思绪漫飘的状态。


郑老师是利川市作协苏马荡分会的主席，聊写作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我那部书稿，便是在他一次次催促下才最终完稿。他的生活习惯颇特别：通常晚上不到八点就上床歇息，半夜十二点左右醒一次，再挨到凌晨两三点便起身写作。散文、诗歌、小说，想到什么写什么，不拘体裁，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好些年。算下来，竟写了八百万字、六十多部作品，光是写苏马荡的就有十四部。


郑老师的写作，是实打实的“手写”——他指了指桌上的手机说：“以前用笔写，现在用这个，电脑反倒用得少。”我很难想象，在那么小的屏幕上写出上百万字是什么感受，单说眼睛怕也熬不住，修改起来想必也麻烦。他却笑着说：“习惯了就好，现在这样也只是随性写，往后还要再改的。”这份执拗的坚持，忽然让我想起那些正在消失的吊脚楼，同样是在看似简陋的条件里，长出了令人动容的生命力。




聊到AI写作软件时，郑老师眼里亮了起来。他竟能熟练用好几种这类软件，不过大多是用来“唠嗑”。“这些软件都会顺着人的话说，基本都能贴合你的心意。”他话锋一转，“但也有例外，上次讨论个问题，有个软件性子特别倔，把我都惹恼了，还跟它拌了几句嘴。”话音刚落他自己先笑开了。他觉得AI用好了着实能帮上忙，比如帮忙捋顺语言、拟个临时发言的提纲，甚至还能用来点评自己的作品。关键是要把想法说透，给它喂足精准的信息。“但全把活计丢给机器肯定不行，”他收了笑意，语气认真下来，“那些文字没血没肉，沾不上人的烟火气，一眼就能辨出是机器攒出来的。”这话又让我想起真正的吊脚楼，每一根木柱、每一片青瓦都浸着人的温度，AI或许能仿出个形似的壳，却永远造不出那股浸满日常烟火的活气。


话题落到中外名著上时，我只剩旁听的份。郑老师读书多、见闻广，我大多时候只在旁附和几句。但他说的一句话我格外认同：“名著的语言往往都是大白话，平实朴素，可内里的意韵足够深厚。让人翻多少遍都不腻，每读一回都能读出新东西。”就像此刻的晨光，从遮阳顶的边缘斜斜洒在茶桌上，明明是再寻常不过的日光，却因着这方“吊脚楼”的氛围，因着眼前这位男人的谈吐，添上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
我们也聊起苏马荡的过往：那些尚未开发的年月，吊脚楼连片成簇，山民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素朴光景。又谈及往后，旅游业的兴旺带来了热闹，也悄悄带走了不少原真的痕迹。郑老师的语气里掺着欣喜也裹着隐忧，就像山间的晨雾，时而浓稠时而淡远，三言两语道不尽那番复杂心绪。或许，正是这份拉扯的情愫，推着他写下了那么多关于苏马荡的文字。


手机忽然震起来，是妻子发来的消息，说针快要打完了。不知不觉竟聊了近两个小时，我忙起身道别，郑老师送我到平台边，我们不约而同说：“下次再约。”走下台阶时回头望，他站在那几根立柱撑起的平台上，身影在柔光里略显朦胧，倒像守着一座日渐稀有的吊脚楼。


郑老师来苏马荡当“候鸟”已有十余年，我待的时间短，也有五六年。这些年碰面的机会不算少，可大多是在开会的严肃场合，或是众人齐聚的喧闹酒局，像这样二人对坐、安安静静聊上两小时的机缘，此前从未有过。这个苏马荡夏日凉润的清晨，在这方“人造”的小小吊脚楼上，我们用两个钟头的闲话，触到了文学温热的肌理，也摸到了“候鸟”文化扎在这片山土上的根。苏马荡的老吊脚楼或许会慢慢消隐在时光里，但只要还有郑老师这样的写作者，用文字为这片土地存下印记，苏马荡的“文学吊脚楼”便会永远伫立在山风里，等候每一个浸着思考与烟火温度的清晨。


2026年7月8日于苏马荡